1943年4月，南京，潘汉年在李士群安排下见到了汪精卫。这个场面后来成为改变他政治命运的关键，但当时的潘汉年或许没有想到，真正让他陷入困境的，并不只是这次会面本身，而是回到根据地后，他选择把这件事压了下来。 潘汉年当时承担的是情报联络任务。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，日伪方面的军事动向，直接关系到新四军根据地的安危。李士群掌握汪伪情报系统，同时又同多方保持隐秘联系，潘汉年与他之间，存在着特殊的情报接触渠道。 这次会面并不是潘汉年主动提出的。抵达上海后，他听说李士群去了苏州，赶到苏州，又被告知对方已前往南京。几番辗转之后，他才见到李士群。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，潘汉年认为，李士群是有意把他一步步引到南京，再设法让他接触汪精卫。 汪精卫是什么身份，潘汉年当然清楚。一个投靠日本、组织伪政权的人，和他见面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。可从情报工作的角度看，这种接触又极其罕见。李士群曾对他说：“见一面，或许能听到一些重要情况。”潘汉年明白，拒绝固然稳妥，却可能错过了解汪伪真实意图的机会。 据潘汉年后来交代，汪精卫在会面中大谈所谓“合作”，把自己说成主张民主，把蒋介石说成独裁，并声称共产党同汪伪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。潘汉年判断，这些话更多是政治试探，并没有形成任何实际协议。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。既然没有达成协议，潘汉年是否认为这件事“不值得专门汇报”？还是因为当时的新四军内部环境，使他不愿留下这样一条记录？这两层因素，很可能交织在了一起。 1942年的黄花塘事件，已经让新四军内部的矛盾公开化。饶漱石当时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，曾对陈毅等人提出严厉批评，并试图扩大相关问题的影响。潘汉年熟悉陈毅，也了解不少实际情况，在一些问题上没有顺着饶漱石的意见行事。 这层关系十分要紧。 到了1943年，整风运动在根据地展开，干部之间的历史关系、工作往来和政治态度，都可能被重新审查。对潘汉年来说，秘密见过汪精卫，哪怕只是获取情报，也很容易被解释成政治立场动摇。倘若这件事落到饶漱石手里，后果难以预料。 潘汉年可能正是出于这种担忧，才决定暂时不说。他或许认为，自己没有同汪精卫达成交易，事情本身并不严重；但他也清楚，情报人员一旦绕开组织，私下接触敌伪高层，事后又不报告，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 有意思的是，汪伪方面后来对这次会面有所宣扬，消息逐渐传到饶漱石那里。饶漱石随即将情况报告中央，中央便要求进一步核查。潘汉年被调往延安，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，询问有关情况。 这是一次说明问题的机会。 如果潘汉年当时如实交代，至少可以把事情限定在一次情报接触之内。然而面对询问，他没有主动说出南京会面的经过，对外部传言也予以否认。毛泽东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，选择相信潘汉年，并判断相关消息可能是汪伪和国民党方面有意制造的舆论。 此后多年，这段经历一直没有被正式揭开。1955年，中央处理高岗、饶漱石问题，并要求干部彻底交代个人历史和政治关系，潘汉年终于写下材料，说明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经过。 这次交代来得太晚了。 毛泽东看到材料后，在上面作出严厉批示：“此人从此不能信用！”这句话所针对的重点，不一定是潘汉年曾经接触汪精卫，而是他在组织已经询问之后，仍然没有说实话。对一名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干部而言，隐瞒关键接触，意味着组织无法判断他究竟隐瞒了多少内容。 潘汉年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后改为无期徒刑，并被开除党籍。1977年4月14日，他在湖南去世，终年71岁。1982年8月23日，中共中央下发通知，为潘汉年平反，恢复名誉，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 这段历史中，饶漱石并不是潘汉年最终获罪的直接原因，却是促成他隐瞒的重要背景。一个情报人员在复杂环境中的顾虑，经过十多年沉积，最终变成了无法回避的组织问题。最初那次南京会面只有短短一段时间，留下的影响却贯穿了潘汉年后半生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