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6月10日，台北马场町刑场，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四人被押上刑场。此时距离朝鲜战争爆发，只剩半个月；而在更早之前，吴石手中那些密密麻麻的军事资料，曾经直接关系到解放军是否能够顺利渡海。 这场牺牲的分量，不只在于四个人失去了生命，更在于一个持续数月的情报通道突然中断。它原本连接着台湾岛内与大陆，传递的不是普通消息，而是防务部署、军队调动、机场位置以及海岸地形等关键内容。 吴石长期任职国民党军政系统，能够接触大量核心文件。1949年南京局势急转直下时，他没有把重要档案带往台湾，而是设法将部分资料保存并转交给接收方面。这些材料包括长江防线、军事设施和空军基地等情况，对渡江之后的军事判断颇有价值。 局势变化得很快。1949年8月，吴石奉命前往台湾，后来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。这个职位看似只是军务岗位，实际能够接触岛内防御体系、兵力安排和海空军部署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在台湾所能提供的情报，比留在大陆时更具针对性。 中共中央华东局随后安排朱枫承担联络任务。1949年年底，朱枫抵达台湾，与吴石取得联系。两人之间没有公开往来，情报传递也极其谨慎。吴石提供资料，朱枫负责转送，许多文件经过缩微处理后，再设法送回大陆。 有一次，朱枫转达方面的意思：“这些材料很重要，务必保重。”吴石没有多说，只回了一句：“该做的事，总要做完。”这类简短对话或许并非每次都有记录，却能说明当时联络工作的特点：话越少，风险越小。 这些情报涉及台湾战略防御、舟山与金门守备、登陆地域、海军部署和空军装备。对于准备进行跨海作战的解放军来说，地图上的一条海岸线远远不够，还必须知道哪里有滩头阵地，哪里水深适合船只靠岸，哪里部署了火炮和部队。 不过，情报能够发挥作用，前提是传递渠道不被破坏。1950年初，台湾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蔡孝乾被捕后供出部分人员和关系。国民党特务由此展开搜捕，许多联络点相继暴露，原本隐蔽的线索被逐层拼接起来。 朱枫当时已经完成一项任务，准备寻找机会返回大陆，却因海空通道受阻而滞留台湾。她后来被捕，使情报系统遭受更大打击。特务从相关物件和口供中摸到“吴次长”等线索，吴石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。 1950年3月1日，吴石在台北住所被捕。审讯期间，他遭到严刑逼供，右眼被打伤，却始终没有供出更多同志。对于一名熟悉军事系统的人而言，他很清楚，一旦开口，牵连的就不再是个人，而是整条隐蔽战线。 吴石被捕前后，解放军原本设想的“内外配合”已经难以实现。跨海作战不同于陆地推进，部队能否登陆只是第一关，登陆后的接应、港口控制和敌军动向，同样需要准确情报。失去岛内眼睛，作战计划便不得不面对更大的未知数。 更棘手的是，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停留在原有位置。1950年5月，舟山群岛守军陆续撤回台湾本岛。由于行动较为隐蔽，解放军未能及时掌握全部情况，台湾守军兵力随之增加，岛上防御也得到重新调整。 1949年10月的金门战役，已经暴露出渡海作战的复杂性。解放军部队登陆后，因船只、潮汐、地形和协同等问题受阻，未能形成持续推进。金门失利说明，渡海绝不是把陆军简单运过海面，必须有制空、制海和周密后勤保障。 此后，攻台兵力和作战准备不断调整，粟裕承担了相关指挥筹划工作，华东与中原方向的力量也被纳入考虑。但兵力增加，并不等于胜算自动增加。情报系统受损、舟山守军撤回，以及海上运输能力不足，几件事叠在一起，使原先的窗口迅速变窄。 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爆发。6月27日，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。原本正在准备渡海的部队，战略任务随之发生变化，部分力量转向东北方向。攻打台湾的计划由此暂停，原先的军事节奏也被彻底打乱。 吴石牺牲后，毛泽东在后来谈及这段决策时，曾对未能及时集中第二野战军、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台表示过惋惜。这个判断并不是把全部责任推给某一个人，而是涉及西南战事、海上准备、金门失利、岛内情报和外部局势等多重因素。 倘若只把台湾战事归结为情报网覆灭，未免过于简单；但若忽略吴石等人的作用，同样无法解释局势为何突然恶化。1950年6月10日，刑场枪声响起时，岛内情报力量已近乎瓦解，半个月后，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，战争格局也随之改写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