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，因历史问题：不适宜在军事机关工作！

最近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会上，全场起立默哀的时候，不少人下意识想起的都是跟着大部队走完万里长征的老战士。其实当年还有一批人没随主力转移，留在南方山林里跟敌人死磕，其中有个河南老兵的经历，说出来很多人都要竖大拇指。 他名叫周骏鸣，老家是河南确山焦老庄的普通农户，1901年生人。年轻时候他在旧军队干到团副，后来投了冯玉祥的部队还打过北伐，1931年赶上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，顺理成章成了红军。那波起义过来的旧军官不少人后来领了路费走了，他当时也稀里糊涂回了老家，找不着党组织急得不行，自己拉了几十号人的队伍没多久也散了。 1933年他终于找到渠道入了党，第二年就进了河南省委分管军事。看着位置挺高，手里能调动的人少得可怜，那时候河南的地下党组织正被敌人到处拆碎，压根没多少可用的人手。1934年豫南中心县委书记叛变，省委的人只能分批撤走，到年底跟中央联络的交通员兰德修也被敌人抓了。 1935年3月周骏鸣在漯河被捕，押去开封刚好和兰德修关在同一个牢房。有个叛徒偷偷给他透了底，敌人打算搞个假省委，把剩下的地下党员全骗出来一网打尽。这事拖不得，他跟兰德修一合计，干脆假装认错写悔过书先出狱，把消息带出去再说。 就这么蹲了五个多月大牢他才被放出来，第一时间就找到党组织报信，好多地下党员提前转移躲开了敌人的圈套。但这份出于应急写的悔过书，毕竟违反了当时的纪律，他没处找人兜着，之后大半辈子都背着这个小尾巴。换一般人遇到这种事，肯定要抢着争取待遇，他反倒主动推掉了组织原本安排的鄂豫边省委军事部的职位。 他说自己刚出狱身份太敏感，万一连累组织再遭破坏，根本说不清。他主动申请去没人认识的地方从零开始拉武装，不想给熟悉的同志添麻烦。组织也认可他的想法，同意了他去豫南山区重新落脚的请求。 1936年1月4日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信阳吴家尖山正式成立，拢共就7个人3条枪，他当队长，省委书记张星江当指导员。那年3月打完平氏夺枪的仗，张星江直接牺牲了，他自己大腿也挨了一枪，当初一起组队的7个人，后来熬到部队改编新四军的，就剩他和汪心太两个。 全面抗战开打之后，这支小队伍越扩越大，后来改成新四军四支队八团，他当团长，大伙都叫这支部队老八团。1940年韩德勤带着一万多顽军围了半塔集，镇上留守的教导队加起来才三百来人，他带着部队赶过来协同守了七个昼夜，硬顶住了敌人十多次冲锋，愣是没让阵地丢半分。 后来他的职务一路往上升，1942年当上新四军二师参谋长，还兼着淮南军区参谋长，1947年调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，后来直接管军区后勤。淮海战役的时候上百万支前民工往前线运粮运弹，整个统筹调度的活全是他牵头抓的，说他是立了大功的人一点都不夸张。 1954年部队搞干部审查，他早年写悔过书的旧事被翻了出来，华东方面开会传达上级意见，说周骏鸣有历史问题，不适宜在高级军事机关工作，他的副参谋长职务直接就被停了。这事查证起来特别难，最清楚前因后果的张星江1936年就牺牲了，剩下的知情人大多联系不上，换旁人早就拍桌子喊冤了。 他啥情绪都没闹，老老实实把前因后果说得明明白白，还专门写信给中央说明情况，没多久就被召去北京谈话。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的工作人员专门跟他核实情况，最后定性那份悔过书确实不符合纪律，但完全是事出有因，而且他这么多年对党忠诚，做的贡献大家都看得到。 政治上的疙瘩解开了，他最后还是选择离开部队，1954年10月正式到新岗位报到，职务是水利部副部长，打了半辈子的仗，戎马生涯就这么画上了句号。好多人替他可惜，按他的资历和贡献，1955年授衔挂个中将的牌牌完全够格，结果连将星都没摸到。 那时候军队刚搞正规化建设，高级军事机关的干部政治背景必须一点模糊地带都不能有，那张明明白白摆在纸上的悔过书，又拿不出直接的人证佐证，谁来审都绕不开这个坎。组织的处理也没刻薄他，问题说清楚了，他的忠诚得到认可，转头就给安排了国家部委的重要岗位，一点没亏待。 放到现在看，咱们选干部首要考量的还是政治过不过硬，这条标准几十年从来没变过，当年对他要求严格，守的就是这条底线。到了水利部他一点没摸鱼，1955年一开年就扎回自己当年闹革命的信阳，组织八万民工修南湾水库。 这座水库是新中国第一批治淮骨干工程，2024年底还入选了国家级美丽河湖第三批优秀案例，直到现在信阳城区的饮用水还全靠它保障，当年带枪打仗的老兵，脱下军装之后留下的这份家底，当地老百姓到今天都天天受用。 他之后的工作调动有点频繁，1958年调到林业部当副部长，后来又去黑龙江先后在畜牧厅、农业厅当副厅长，晚年回到河南就任省政协副主席，2003年11月在郑州去世，活了102岁妥妥的高寿。 今年距离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刚好85年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里，到处都有周骏鸣的影子。他这辈子没戴过将星，留下的两样东西分量比军衔重得多，一样是7个人3条枪拉起来的几万人大部队